順境逆境均造英雄

順利的境遇,優越的地位,富足的資財,舒適的生活,似乎應該是個人、家庭以至民族發展的有利條件。

但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卻一再告訴我們:

一個處在優越地位的人,往往要為他享有的諸種優越條件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一位現代史學家的筆下,「世紀名將」漢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的潰敗被這樣解釋著:


對於人類來說,加普亞平原是仁慈的,而羅馬平原卻是冷酷無情的。

當羅馬人離開了他們無法為生的家鄉去征服一個又一個鄰居的時候,加普亞人卻呆在家裡,讓一個又一個鄰居去征服他們。

……然而,在羅馬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爭的關鍵時刻,在坎尼戰役後的第二天早上,加普亞人卻開門迎接了漢尼拔,用這個行動來「酬謝」羅馬。

羅馬和漢尼拔都把加普亞的轉向看成是這一次戰爭的最重要的結果,也許是決定性的事件。漢尼拔進了加普亞,在這裡過冬——在這時卻發生了一件出乎大家意料的事。在加普亞過了一個冬天之後,漢尼拔軍隊的士氣就完全瓦解了,從此以後,他的軍隊再也無法打勝仗了。


與漢尼拔相比,倒是一位東方的君主更加狡詐睿智,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這樣描繪波斯王居魯士:一個名叫阿登巴萊斯的人去見他,提出了如下建議:


現在宙斯大神已把他的領土交給了波斯這個民族和陛下,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從現在住的這個崎嶇多石的地方遷出去,換一個更好的地方呢?附近就有很多好地方,再遠一些好地方更多。

我們只要挑選一下,就能在這個世界上大大顯赫一番。

這是一個威武的民族的當然辦法,而我們今天的機會真是再好沒有了,因為我們已經在一大片人口眾多的地方,在整個亞洲建立了一個帝國。


居魯士靜靜地聽著,並不感興趣。

他告訴向他請求的人們說,他們可以隨意去做,但是對於這件事他卻說,換個地方在心裡也要準備換一種人民。

他告訴他們說,安逸的環境會無例外地培養出沒有膽量的人。


近似漢尼拔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史不絕書。春秋之際的吳越之爭便堪與之媲美,臥薪嘗膽的勾踐終於擊敗驕奢淫逸、縱情享樂的夫差。

而持有居魯士一樣思想的哲人在中國更不勝枚舉。

孔子說:「富貴於我若浮雲。……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儘管有前車之鑒,儘管有聖人的至理名言,在中國的5000年歷史上,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名門貴族走馬燈一般地替換,家運五代不衰便要成為治家有方的美談。

在近現代人眼裡,膏粱子弟的衰落中最典型的例證是滿清的八旗子弟。

這個馬背上的民族曾經是驍勇剽悍的,「騎射」是他們世代的傳統。

但成了寄生的統治階層後僅100年,這些馬背上的勇士的後代就蛻化成了百無一用的庸人——出沒於茶館戲樓的提籠架鳥者。

即使沒有辛亥革命,他們也早就不得不把軍權拱手送給了漢族強人。

其實,對滿人沒落的原因,清朝的幾代統治者早有洞悉。雍正說,八旗子弟中的「貧困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

乾隆說,旗人「唯知鮮衣美食,蕩費財資,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的貧乏率由於此。」

嘉慶說:「由平日不知撙節。若能將衣食兩者隨時加以省吝,即可免於匱乏。」但是,任憑清朝幾代天子三令五申,提倡騎射,提倡節儉,仍然無力挽回頹勢。


滿人雖為中原大地的後來者,但他們的沒落實為中國歷代貴族沒落之寫照,正因為貴族走向沒落比比皆是,所以《顏氏家訓》、《曾文正公家書》被奉為法寶——那幾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教誨。請讀曾國藩幾段教子箴言:
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
吾觀鄉里貧家兒女愈看得賤愈易長成,富家兒女愈看得嬌愈難成器。
處境太順,無困橫激發之時,本難期其長進。


曾氏基本上認為,順境 、富貴、奢華大大地不利於長進、成器。
很多西方人士也持有近似的看法。艾科卡說:


人類中最偉大者和最優秀者,皆孕育於貧困這所學校中。這是催人奮發的學校,是唯 一能出偉人和天才的學校。
社會學家帕雷托的話更是聞名於社會科學領域:
歷史是貴族的墳墓。
順境反而不利於發展,似乎是個悖論。因為這樣一來對發展而言,順境反而成了逆境,逆境反而成了順境。

成功、富足、舒適,畢竟是多數人追求的目標,而一旦得到它,馬上就導致反面,這豈不令人無所適從!但這卻並非悖論,而是現實中似乎真實存在著的循環。

就家族以至民族而言,沒有長盛不衰的;歷史地看,一盛一衰、週而復始的情況更多些。

就社會而言,恰如帕雷托所言「歷史是貴族的墳墓」,不斷有腐敗的貴族衰落或被淘汰,不斷有新的精英從平民中產生,精英的位置並未真空。

不過,因為社會金字塔中總是「下大上小,並不是一切底層的人都能捲入這種『精英循環』」。

帕雷托的思想符合我們的「順境的代價」之命題,也是認識「精英循環」的一個視角。從歷史的經驗看,在社會地位的循環中越是暴發戶,越是要為獲取的地位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首先是因為地位變化太大,無力抵抗各種享樂誘惑,保持舊有的心態。

其次也因為他們與傳統文化缺乏聯繫,未能從中學到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因而更無規矩。


為什麼處在順境和優越條件下的人們往往要為此付出代價?

他們缺少的是什麼?客觀看,他們缺少的是適當的壓力。

壓力太小導致刺激太弱,因而也便削弱了當事者適應和進取的動力。

很多心理學家認為,壓力是每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即使是專門研究壓力的危害作用的心理學家漢斯·塞利也承認:「壓力是生活的刺激。壓力使我們振作,使我們生存。」

伯利內的實驗顯示,無論是人還是其他動物,對複雜、新奇和出乎意料的刺激做出的反應更多。

林澤等人的實驗顯示:

「那些用來經受電擊和夾趾威脅試驗的幼獸,長大以後似乎比早年沒受過壓力的同窩動物更能應付壓力情境。」

早年的優越條件無疑會釋去沉重的壓力,不利於當事者堅強性格的形成。
我們還可以借用心理學家阿德勒的理論來透視這一現象。阿德勒認為:

一切人在生命之初都是自卑的;自卑感是所有人成就背後的主要推動力。

他最初把自卑感與身體的缺陷聯繫起來,有缺陷的人可能會努力加強該器官或通過發展其他器官的機能來補償缺陷。

一種過度補償使他獲得超水平的發展。

比如古希臘的德謨斯梯尼戰勝了口吃成為偉大的演說家;凱撒、亞歷山大、羅斯福都在戰勝生理缺陷時獲得了驚人的發展。

阿德勒當然也指出,當自卑成為一種情結時會阻礙一個人的發展。

以後阿德勒擴展了自卑的基礎條件,不僅將之與身體,而且與精神的、社會的障礙相聯繫。

阿德勒還認為與克服自卑相對,追求優越是動力的另一端。

借此我們可以理解,優越的獲得有可能削弱動力,又因優越的條件較少產生一般性的自卑及為克服它進行的「過度補償」,因此難於造就非凡的人。


那麼順境和優越的條件是否必然要人們為之付出代價呢?

我們說居魯士的先見是令人欽佩的,而他的態度卻是不足取的,那是一種變相的犬儒主義。

也可能正是因為他缺乏進取,不敢承受風險走入新境,波斯終於沒有像希臘一樣為人類文明做出舉世無雙的貢獻。

走入順境、置身到優越之中,要準備迎接一種變化,越是有所準備就越可能減少代價。順境的代價說到底,是動因刺激的削弱和進取目標的喪失。

因此,環境一變,便要迅速尋找替代的壓力、替代的刺激、替代的新目標。

自卑感和優越感產生的條件不是孤立的,它來自對比——與自己的過去的對比,與周圍人們的對比。

因此 ,曾國藩這樣的治家者就是要通過嚴格的自我束縛,通過節儉,削弱自家與周圍人的反差,削弱自家現狀與過去艱苦奮鬥時的反差,並不斷給子女提出激人奮進的高大目標。

沒有一個家族、民族是長盛不衰的,但各自的興盛畢竟有質與量上的差別,可見選擇、努力與自覺的不可抹殺的作用。


正是因為苦難、逆境,甚至生理缺陷,產生和造就了一些偉大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便產生了一種對苦難和逆境的崇拜,而這種崇拜往往是盲目和消極的。

首先,一種積極健康的人生,即使走入順境也要努力為自己設置新的高尚目標,在追求這一目標中迎接新的困難和障礙,從而發展和顯示自己的人格;而不可以也不可能倒退或停留(如居魯士)在困苦中去保持心志。

其次,逆境遠非造就一種積極人格的充分條件,無數處在困苦和逆境中的人們沒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動力。僅就客觀環境而論,我們至少可為這種缺乏刺激的逆境找到兩個原因:

(一)這一環境是封閉的,沒有對比的苦難不會給當事者更多的刺激;

(二)這一環境是窒息的,處在其中的人看不到任何改變和跳躍出這一環境的機會,於是他們認命了。

逆境中的壓力可以成就一些人,卻也可能摧毀一些人。逆境中產生的過度的自卑會瓦解一個人的活力。


不同的環境對人們的作用是不同的。順境與逆境、苦難與舒適使當事者付出的代價是不同的。

我們的哲學不是在陳述和分析這些代價後,使人見異思遷或替自己的墮落與消沉辯護,而是幫助人們認清關係,更好地適應地位的沉浮與環境的變遷。
 

Author:鄭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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